妊娠期呼吸道病毒感染是全球性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除直接导致孕妇肺炎、呼吸衰竭等肺部并发症外，大量临床流行病学数据显示，其与胎儿生长受限、早产、子痫前期乃至新生儿死亡等一系列不良妊娠结局显著相关。越来越多的临床证据表明，许多不良妊娠结局发生在并未检测到病毒直接入侵生殖道或胎儿的情况下，这引出了一个关键且尚未解答的科学问题：呼吸道病毒如何在不直接感染局部的情况下，远程干扰另一个黏膜器官——子宫内的免疫微环境，从而导致不良妊娠结局？

2026年2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命科学与医学部、免疫应答与免疫治疗全国重点实验室傅斌清教授组与魏海明教授组在Nature Communications在线发表题为“Dipeptidylpeptidase 4 inhibition attenuates gestational pathologies via immune homeostasis restoration in the pulmonary-uterine axis”的研究论文。该研究揭示，呼吸道病毒感染通过“肺-子宫轴”免疫交叉对话破坏母胎界面稳态的新机制，并创新性地提出DPP4抑制剂可作为一种“双器官靶向”治疗策略，为防治病毒性妊娠并发症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和干预新靶点。

研究团队发现，妊娠期呼吸道流感病毒感染即便未发生垂直传播，仍能通过远端作用诱导母胎界面呈现特异性免疫抑制状态，同时严重干扰血管生成与滋养层细胞侵袭功能，最终导致胚胎生长受限。该成果突破了传统上仅关注病毒直接感染或系统性炎症的思维局限，首次揭示“肺-子宫轴”在妊娠疾病发生中的关键作用。

研究进一步将这一现象置于“共同黏膜免疫系统”的理论框架下进行阐释。早在数十年前，科学家便提出黏膜组织（包括呼吸道、消化道和生殖道）之间存在功能上的相互联系，一处黏膜的免疫激活可通过循环系统影响远端黏膜部位的免疫状态。然而，这种跨黏膜免疫对话在妊娠这一特殊生理状态下的具体机制一直未被阐明。本研究首次证实，呼吸道病毒感染可以远程重塑子宫黏膜免疫环境，为共同黏膜免疫系统理论提供了全新的功能证据，并揭示了肺与生殖道黏膜之间此前未被识别的免疫轴。

针对感染过程中肺部免疫过度活化与母胎界面免疫抑制并存的矛盾状态，研究团队深入探究了其背后的细胞与分子机制。他们发现，病毒感染导致肺部髓系细胞大量表达一种名为IL-1R2的分子（白细胞介素-1受体2型），该分子作为诱饵受体，能够捕获IL-1配体，从而阻断正常的IL-1免疫信号通路。更重要的是，这些IL-1R2高表达的髓系细胞不仅驻留在肺部，还能够通过外周血液循环迁移至子宫蜕膜，并在局部积累。单细胞测序结果证实，在感染小鼠的蜕膜组织中同样出现了这群携带IL-1R2的调节性巨噬细胞。它们的到来破坏了母胎界面原本精细调控的免疫平衡，抑制了IL-1信号介导的血管生成和滋养层侵袭功能，最终导致胚胎生长受限。这一发现将肺部炎症与子宫免疫紊乱直接联系起来，阐明了IL-1R2⁺髓系细胞的迁移是连接“肺-子宫轴”的关键细胞事件。

在上述机制解析的基础上，研究团队创新性地发现，临床上常用的DPP4抑制剂（如西格列汀）能够同时逆转肺部与子宫的异常免疫表型，从而改善妊娠结局。机制研究表明，DPP4抑制剂可能通过抑制肺部过度炎症反应，减少IL-1R2的诱导表达及其阳性细胞的产生，从而阻断其向子宫的迁移。通过这两种相互协同的作用，DPP4抑制剂在缓解肺部免疫病理的同时，也恢复了母胎界面的免疫平衡，使血管重塑和滋养层侵袭功能得以正常进行，最终挽救胚胎发育。这一“双器官保护”作用凸显了DPP4抑制剂作为妊娠期呼吸道病毒感染并发症干预策略的独特价值。

图.妊娠期呼吸道病毒感染通过“肺-子宫轴”免疫交叉对话破坏母胎界面稳态，而DPP4抑制剂可作为一种“双器官靶向”治疗策略挽救呼吸道病毒感染导致的胚胎生长受限

此外，该干预策略在流感病毒及冠状病毒感染模型中均显示有效，提示其具备广谱抗病毒的妊娠保护潜力，显著提升了临床转化的前景。未来研究将进一步在异体妊娠模型及临床相关病毒株中验证其疗效，并探索IL-1R2作为治疗靶点的可行性。该工作不仅为理解妊娠期呼吸道感染相关并发症提供了全新视角，也为开发针对性的干预手段奠定了重要基础。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傅斌清教授及魏海明教授为本文的共同通讯作者，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博士研究生石桂蓉为本文的第一作者。本研究得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命科学实验中心、实验动物中心和生物安全实验室多位老师的帮助和大力支持，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科院青促会、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全球遴选项目及科大新医学等项目的资助。

全文链接：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467-026-69620-9